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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之水著《先秦诗文史》今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，乃是此书二十年来第三个版本。即如作者所说，当初写作时“常在一起论文的仍是文友止庵君”，前些时我们一起做活动时，还回忆起不少相与切磋的细节，颇有意思。说来对于扬之水的著作，我稍稍能插上话的只有这一本和《诗经别裁》，若是名物系列研究则如《庄子》讲的，“夫子奔逸绝尘，而回瞠若乎后矣。”

《先秦诗文史》书名颇别致，可也容易误解，或者指为不得要领。作者在小引中说：“以先秦诗文史为题，包含了两层意思，其一，它所讨论的范围是以文字为表达形式的作品；其二，先秦时代与今天所说的‘文学’并不完全一致，那么以它本来的存在方式，即诗也，文也，来称呼我们的讨论对象，或者更为自然……在‘文学’尚未独立的时代，先秦诗文可以说是彼一时代精神产品的总和，其间却并没有文史哲的判然分别，且唯其不分，而能够显示出一种特别的丰厚。”不啻显示了某种姿态，即不愿将谈论对象硬行纳入当下的价值体系；与其做评价者，不如做叙述者，史家之两重身份，作者先自卸却一重。虽然有关历史的叙述不可能彻底消除评价的色彩，但是作者之努力消除评价的时代色彩，却是显而易见的。这使得本书在具有“怎么样”的价值之前，先已具有“不怎么样”的一番价值——如果我们因此而批评它缺乏什么，则近乎《庄子·田子方》所谓“彼已尽矣，而女求之以为有，是求马于唐肆也”，问题在于我们而不在作者。这可以说是有关批评的一点道理。

也许是要强调这一立场，当作者完成了所有叙述，又在后记里重提此事：“全部完稿之后，才发现把它放在文学史之列，实在很觉得不像。叙述的语言，选取的角度，乃至它的体例，皆有不合，再看看近年出版的各种文学史，或以理论与概念趋新见胜，或以搜罗宏富见长，这一本小稿则既无理论色彩，亦未曾征引很多的材料，所引者也多是手边现成的常用书；时代背景、思想倾向，等等，更鲜有涉及，甚至于文学史的方方面面，也省略不少。如此，说它是‘先秦诗文读本’，也许更为合适。又或称作‘我读先秦诗文’，也还可以解释其中种种的省略与不合规矩。总之，它记录的只是我的读书心得。”所说正是前述“不怎么样”与“怎么样”的问题。“不怎么样”姑且搁下不提，我们来看“怎么样”到底怎么样吧。

回到前引作者小引里那番话，说“诗”说“文”，直接面对先秦诗文“本来的存在方式”，如此而有可能做到的，或许亦与作者自认的“先秦诗文读本”或“我读先秦诗文”不无差异，譬如文体研究，这也是不同于寻常文学史的文学史写法。不过这里自有困难。所谓文体，总意味着某种东西相对固定下来，至少有迹可循，然而先秦诗文尚属草创，文体的说法恐怕只适用于它们之后。天下文章本无定规，我们现在竭力求“活”，当年作者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“死”。可能“诗”“文”仍是后人说法，彼辈多半不曾想到自己是在“写诗”“作文”呢。况且那些著述，大到一书，小到一篇，往往经由后人编就，未必出自一人之手。好比《庄子·逍遥游》鼎鼎有名，开头讲到鲲鹏，同样意思接连说了两遍。要么无所规范，要么杂凑而成，自有一种鲜活气象，却是学之不来的；也许赶巧如此了，反正并非体裁本身要求，一定要以文体论之，难免牵强附会之讥。

“史”的另一可能把握之处，在于揭示其间某种演变过程，即便难谈文体，谈及文体的雏形也罢。不过具体到先秦，另外也有困难。作者于此语焉不详，只有一处稍稍分明：“周秦诸子的文章，大抵可以看出各自的渊源来，如论辩之文在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中可以见出发展的线索，《孟子》《韩非子》等皆可以算在这一系，虽然又各自有着不同的创造，因此又形成不同的风格。《论语》承继了记言记事的传统，而在诚恳切实的空气中，酝酿出生动的气韵。《老子》格言式的述作，则有着由《周易》蜿蜒而来的文字血脉。”说实话，所能点拨的不过是大致门路，要想指认何人影响何人，谈何容易。因为迄今为止，我们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出某些“文”问世的确切年代和先后顺序。尤其是某些彼此风格约略呼应的作品，譬如《左传》与《孟子》，《战国策》与《韩非子》，到底谁先谁后，一时搞不明白。如此则文体或文体的雏形演变一事，实难真正讨论。作者写成“先秦诗文读本”或“我读先秦诗文”，说是有意为之也罢，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也罢，恐怕也只能如此。

然而从可以坐实的情况来看，虽然不能尽知演变过程，倒也能够体会当时此方面一种趋势。作者讲到孟子时说：“孟子大约以‘好辩’有名于当时，他所以在《滕文公下》的别一章中特别解释道：‘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，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’不过这却并不是孟子一个人的宣言。高谈雄辩，乃彼时风气，或融旧铸新，或戛戛独造，战国诸子，几乎无一例外于‘好辩’，正所谓‘君子必辩’（《荀子·非相》）也。如此，方蔚成今天我们眼中的那一片文学的繁荣。”

以“先秦诗文史”至少是“文”一部分而论，这实在是个重要环节。不如引此前一百来年的孔子作为对比。《论语》记录孔子的话，像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；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；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之类，往往是只讲“然”而不讲“所以然”，如果不是记录者有意略去不计，那么对孔子来说，这个所以然就根本不是问题。他只告诉你是这么回事，也就行了。譬如这里，何以一定要“说”，要“乐”，要“君子”，乃是理应这样，无须一“辩”。我们读《论语》，觉得特别从容不迫；追根溯源，正在于此。降至孟子，不复是起先那个语境了。对于孔子及其同时代人乃是天经地义的前提已经动摇，必须讲出所以然来才有可能服人，所以孟子要说“予不得已也”；而“好辩”若拿孔子的标准来衡量，离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已远，该说是“文胜质则史”了。“文质彬彬”，“质”要能帮衬“文”才行。而且正如作者指出，彼时并非孟子一人如此，大家都得多费口舌，中国文章，至此有一大变化，说是发展也行，正所谓礼崩乐坏，乃有文章，可是要想求如《论语》那般从容，已不可得了。《孟子》文采飞扬，却略带气急败坏之相。以后《荀子》虽然气度稍为舒缓，又难免步步为营，不算活络。《庄子》其实也是“后孔子时代”的产物，也好生一番论说，不过说得自得其乐，服人倒在其次，加之意思高妙，自是其是，所以别开生面，乃是可一而不可二的。说来“辩”亦有正反，孟子、荀子是要从已经不成其为所以然处说出所以然来，当然费力不讨好了；若《韩非子》《战国策》则是干脆由打相反处另树一个前提，反而来得恣肆挥洒。凡此种种，无一不与“君子必辩”相关，《先秦诗文史》特别标举此点，的确甚得要领。这里不惮辞费，特为补充说明几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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